“周六,上千‘黄马甲’还在与警察激战。周日,塞纳河畔满满地簇拥着晒阳光的浪漫男女。周一的巴黎,气氛已经有了异样的惊惶。大大小小的超市挤满了人,许多货架已经被扫空。最为热闹的‘老佛爷’和‘巴黎春天’铁栅栏锁门,只有附近一个给流浪者分发免费晚餐的小街上,还聚集着面容仓皇的人群。一个流浪汉在旁边一个台阶上已经安家了数年。那么,明天呢?他们还在不在?他们会去哪里?”

4月10日,新京报·文化客厅系列活动第35期,我们邀请到文化学者、旅法作家申赋渔,谈谈他的文学连载《封城巴黎》,分享他在封城中的巴黎目睹到的点点滴滴。

自疫情暴发以来,申赋渔就停止了他原有的写作计划。同身处疫情中的大多数人一样,申赋渔一直被紧张焦虑的情绪笼罩着,每日通过不断更新的新闻与朋友圈了解国内外动态。巴黎封城后,他萌生了记录下这个特殊时期自己所经历的事件的想法。

刚开始时,他只是试图记录下这个重大新闻对生活的巨大改变,但随着写作的进行,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朋友、朋友的朋友,关注整个新冠疫情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。

“我身边的邻居,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他们的痛苦,我是感同身受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我觉得相比较关注每天增长的病例、死亡的人数,抑或这种恐慌本身,个人的、渺小的、平凡人的命运可能更值得我们去关注。他们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。”

在整个封城系列中,申赋渔有意识地选取了各个方面的人物,从美丽城的站街女到骑三轮车的语言家,从偷渡进来连身份都没有的黑工到社会富有阶级,申赋渔想通过诚实的书写,展现出不同层面的人的命运。当然,叙述中最多的还是那些每天从早到晚在劳动的、怀抱理想的普通人:楼下的门房、隔壁的邻居、会画画的饭店老板、忙于生计的小提琴手、搭建“乌托邦”的农场主……

“我希望通过书写这些人命运,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国是什么样,巴黎是什么样,以及这个社会是什么样。他们在经历什么?在这个新冠病毒来临的时候,我们整个全人类正在经历什么?”

巴黎是一个拥有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种族不同文明的人的城市。封城中的巴黎牵涉的不仅是法国人的命运,这里还有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意大利人、俄罗斯人、摩洛哥人、委内瑞拉人、斯洛伐克人……申赋渔认为,通过这些不同的人的故事,我们或许可以窥见疫情之下人类命运的缩影。

活动中,申赋渔谈到了当下巴黎的现状。他提到,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封城禁足之前,巴黎各处的餐厅、咖啡馆、酒吧等娱乐场所仍人满为患。封城之后,所有的这些场所都关闭了,但巴黎人还是不愿待在家中。

法国的禁足令并不是全部禁止外出,有五种情况例外:一是因为紧急不可替代的工作,二是购买生活用品,三是生病就医,四是要去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人,五是遛狗之类的短暂出行。所以很多不愿隔离在家的人,总能找到借口理由出门。因此,封城半个月后,巴黎大街上仍有很多跑步的人、散步的人、遛狗的人。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,于是在前不久巴黎市长提出,不允许市民在白天时间出去跑步运动,只能等到晚上七点钟以后进行。

申赋渔提及,在巴黎封城前,约有15%以上的人逃出了巴黎,回到了法国各地的乡村。他们有的在乡村有房产,还有的是去投靠亲戚和朋友。在巴黎生活的人,有很多父母住在乡下,自己独自来到城里面工作。而这也导致了外省法国人对巴黎人的批评。他们普遍担心:巴黎人是否会把病毒带到乡下?巴黎人是否会抢占乡下本来就不太丰富的生活资源和医疗资源?

法国当红的女作家、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,蕾拉·斯利马尼(Lela Slimani)也因此事广受非议。蕾拉·斯利马尼在疫情期间逃离巴黎,来到与世隔绝的乡下。巴黎封城后,她在法国《世界报》上开设专栏,撰写封城日记。但这种在幽美舒适的乡居生活中撰写疫情封锁下的思考,引发了法国社会大众对资产阶级作家特权的指控,同时也引发了行业内对法国作家精英主义的嘲讽。对此申赋渔评价道,对作家而言,表达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

关于巴黎封城前后,申赋渔讲述了一个切身体会。他说,以前的巴黎虽然路上有人,但总让人觉得这个城市比较冷清和寂寞,路边所有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,每一栋楼都好像是空的、没有人居住似的。但现在人都待在家里,几乎所有人都把窗户打开了。窗户里面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,电视机的声音、放音乐的声音、谈话的声音,甚至还有两栋楼之间,隔着一个街道在聊天的人。如今走在巴黎的大街上,反而有一种奇怪的热闹的感觉。

“晚上八九点钟走在街上,有一种让我熟悉的浓郁的生活气息。所有人都已经回到家中。”

他讲到,现在法国每天的新增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依然很高,而且仍在攀升。而随着检测人群的扩大,巴黎一直处于床位非常紧张的情况,不断往外省外市转送病人。

巴黎政府一开始的策略就是优先救治重症患者。对于疑似和轻症患者,医生一般会开些药,让其自行在家里隔离,靠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病毒。如果扛得住,一个星期、十天过去也就好了。如果扛不住发展为重症,再打15(法国救护车电话)请求救治。但往往一些患者,虽然发现自己转重症打了15,救护车也到了,可医护人员判断这个病情还没达到重症程度,只能继续在家隔离。

申赋渔认为,法国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紧缺。无论是床位、医生还是药品,甚至包括口罩这样的防护用品都非常紧缺。政府采取这样一种不是非常严格的禁足、分级救治的措施,也是为了防止因挤兑医疗资源而造成的崩溃。只有等情况平稳以后,医院才有力量去检测更多的人,收治更多的轻症患者,从而对更多的感染者进行隔离措施。

通过新闻报道和日常所见,申赋渔认为,巴黎普通民众的生活绝大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但一些相对贫困的家庭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冲击。

有些条件一般的家庭,在孩子上学的时候,因为学校的补助,每顿饭大概只要三欧元。但现在孩子不能上学,全部都要靠家庭买菜做饭,支出因此成倍增加。许多这样的家庭,已经无力负担日常生活开销。

法国人的消费观念跟中国人不同,他们一般没有储蓄的习惯,碰到这种突发事件时普遍缺乏相应的抗风险能力。随着封城时间的加长,很多家庭会因此出现经济问题。

随家庭经济危机而来的还有家庭矛盾及其演化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。一家人一起相处的时间成倍增加,导致了以往潜在的各种矛盾的爆发,致使离婚率上升。而家庭暴力的比重也在增长,目前法国很多地方的药店已经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开启救助渠道,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后,可以直接向药店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。

但疫情并不只产生问题和矛盾。申赋渔提到,他采访的朋友当中也有一对夫妇,他们一辈子感情都非常不好,但这样两个几乎都不怎么说话的人,在疫情期间,因为一同经历的一些事,互相之间竟达成了谅解。

“这次疫情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变化。”申赋渔说。“封城巴黎”这个系列,申赋渔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封城,写到马克龙宣布延长封城,每天更新,已经写了29篇。在此之后,他将不定期更新这个系列的文章,直至封城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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